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1987年以布伦兰特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之做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100多种，但被广泛接受影响最大的仍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1] 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随后，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在一九八七年由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书所载的定义，其意即：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也就是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科技、政治等诸多方面，所以，由于研究者所站的角度不同， 对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定义也就不同。大致归纳如下：

1．侧重自然方面的定义。

“持续性” 一词首先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 即所谓“生态持续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意在说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序间的平衡。1991 年 11 月， 国际生态学联合会 (INTECOL)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BS) 联合举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成果 发展并深化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自然属性， 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其含义为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发展。

2．侧重于社会方面的定义。

1991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 共同发表《保护地球一一可持续生存战略》 (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并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九条基本原则。

3．侧重于经济方面的定义。

爱德华 -B ·巴比尔(Edivard B.Barbier) 在其著作《经济、自然资源 :不足和发展》中， 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皮尔斯(D- Pearce)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发展能够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 也不会使后代的福利减少”。

4．侧重于科技方面的定义。

斯帕思(JammGustare Spath) 认为 :" 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一一尽可能接近‘零排放' 或‘密封式 ',工艺方法一一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 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与此定义相近的还有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定义：“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

1989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UNEP) 专门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1) 走向国家和国际平等；2) 要有一种 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3) 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基础； (4) 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

总之，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 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

可持续发展注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生活等各方面协调“发展”，要求这些方面的各项指标组成的向量的变化呈现单调增态势（强可持续性发展），至少其总的变化趋势不是单调减态势（弱可持续性发展）。

60年代末，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概念，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成立了环境规划署。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已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程进行反思的结果，是人类为了克服一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广泛的生态破坏，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失衡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依赖互为加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也极为关注。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1991年，中国发起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

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

1994年3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为了支持《议程》的实施，同时还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党中央、国务院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与这一伟大实践。

本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间的公平和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公平；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它既包括同代内区际间的均衡发展，即一个地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其它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也包括代际间的均衡发展，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该原则认为人类各代都处在同一生存空间，他们对这一空间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拥有同等享用权，他们应该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因此，可持续发展把消除贫困作为重要问题提了出来，要予以优先解决，要给各国、各地区的人、世世代代的人以平等的发展权。

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即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必须有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包含着制约的因素；在“发展”的概念中还包含着制约因素，因此，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必然有限制因素的存在。主要限制因素有人口数量、环境、资源，以及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能力施加的限制。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与环境。因此，持续性原则的核心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从而真正将人类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结合。

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虽然不同，但公平性和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决定全球必须联合起来，认知我们的家园。

可持续发展是超越文化与历史的障碍来看待全球问题的。它所讨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的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虽然国情不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不可能是惟一的，但是无论富国还是贫国，公平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各个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都需要适当调整其国内和国际政策。只有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从而将人类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1）突出发展的主题，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根本区别，发展是集社会、科技、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

（2）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3）人与人关系的公平性，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4）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人类必须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与之和谐相处。中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指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从忽略环境保护受到自然界惩罚，到最终选择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次历史性重大转折。^[1] 

可持续发展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可持续发展^[2] 

可持续发展(4张)

如果说，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内容的协调发展构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体系，那么，管理、法制、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就构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支撑体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即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通过技术的、观念的、体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能力。具体地说，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包括决策、管理、法制、政策、科技、教育、人力资源、公众参与等内容。

（1）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管理体系。历史与现实表明，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决策与管理的不当造成的。因此，提高决策与管理能力就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要求培养高素质的决策人员与管理人员，综合运用规划、法制、行政、经济等手段，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形成综合决策与协调管理的机制。

（2）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化、法制化的途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的实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付诸实现的重要保障。因此，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使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得到控制，保障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3）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系统。科学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没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能实现。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有效地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依据与手段，促进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加深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扩大自然资源的可供给范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供保护生态环境和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4）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有高度的知识水平，明白人的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长远影响与后果，要求人们有高度的道德水平，认识自己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而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这就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中大力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应该不仅使人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也使人们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这种主要形式，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

（5）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因此也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必须依靠社会公众和社会团体最大限度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公众，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公众对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应该是全面的。公众和社会团体不但要参与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决策，特别是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决策，而且更需要参与对决策执行过程的监督。

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发展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万亿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6大贸易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社会发展方面。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科技教育事业取得积极进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除贫困、防灾减灾、医疗卫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国家用于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的投入明显增加，能源消费结构逐步优化，重点江河水域的水污染综合治理得到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有所突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通过开展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工作，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取得成效。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各地区、各部门已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了各级各类规划和计划之中，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正在得到不断完善和落实。

但是，我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一些现行政策和法规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人口综合素质不高，人口老龄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就业压力大，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仍然很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国民经济信息化程度依然很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浪费现象突出，环境污染仍较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立法与实施还存在不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行动步伐有所加快。我国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组织、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正确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抓住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成功召开的契机，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障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科技和体制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不懈地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通过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完成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转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缩小城乡差别。

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巩固扶贫成果，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完善的优生优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高，灾害损失明显降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健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到2010年，全国人口数量控制在14亿以内，年平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9‰以内。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0%左右，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5%以上。

合理开发和集约高效利用资源，不断提高资源承载能力，建成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保障体系和重要资源战略储备安全体系。

全国大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基本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重点地区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得到基本恢复，农田污染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0．3%，治理“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3300万公顷，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000万公顷，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前5年下降10%，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60%以上。

形成健全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共享和决策咨询服务体系；全面提高政府的科学决策和综合协调能力；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参与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的能力明显提高。

持续发展，重视协调的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

科教兴国，不断创新的原则。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和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的紧密结合。

政府调控，市场调节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四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要加大投入，强化监管，发挥主导作用，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

积极参与，广泛合作的原则。加强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进可持续发展。

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原则。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选择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进行突破，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还有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定义可持续发展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教授则认为，“持续发展是一种具有经济含义的生态概念……一个持续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结构，应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能够持续维持的结构。”

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或两个关键组成部分：“需要”和对需要的“ 限制”。满足需要，首先是要满足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对需要的限制主要是指对未来环境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限制，这种能力一旦被突破，必将危及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决定两个要素的关键性因素是：(1)收入再分配以保证不会为了短期存在需要而被迫耗尽自然资源；(2)降低主要是穷人对遭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暴跌等损害的脆弱性；(3)普遍提供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如卫生、教育、水和新鲜空气，保护和满足社会最脆弱人群的基本需要，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贫困人民提供发展的平等机会和选择自由。

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下具有可持续性的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体现。

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考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需要分析当前该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能力，而且需要研究支撑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变化趋势。

关于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研究，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条件、机制和准则为据，全方位考察和分析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各构成要素在国家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各要素对综合国力的影响，系统分析和评价综合国力及各分力水平，对比分析并找出不足，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和实施方案，以期不断提升综合国力，达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去衡量综合国力，使综合国力竞争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框架内，从而适应社会、经济、自然协同发展的需要，就必须从观念、作用、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综合国力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显然，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内涵决定了在提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是关键手段，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基础，经济系统的健康发展是条件，社会系统的持续进步是保障。

当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既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也使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综合国力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难度。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都无法回避科技、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同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因而详细考察这些要素在综合国力系统中的功能行为及相互适应机制，进而为国家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尤为重要。

随着社会知识化、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谁在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与保障，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将成为争取未来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和为人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把握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需要清楚自身的地位和处境、优势和不足，需要检验已有的同时制定新的竞争和发展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的总体战略目标。

世界未来学会主席、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科尼什曾说过，就社会变革的角度而言，1800年—1850年可称为迅速变革的时期；从1950年开始，我们这个星球出现了一个彻底变革的时期；而70年代以来，变革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可称作“痉挛性变革时期”。社会以及人的能力的迅速发展，确实使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宏观领域，人类制造的宇宙探测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在微观领域，我们已经深入到原子核内部的研究，并把成果应用于解决能源问题和武器制造上。人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前途就会越来越光明。

但是，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对自己的这些进步却产生了种种疑虑，人们越来越感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迫切地需要对我们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进行评价和反思。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需要在价值观、文化和文明的方式等方面进行更广泛、更深刻地变革，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发展产生疑虑，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人类造成了各种困境和危机，它们已开始危及人类的生存。（1）资源危机。工业文明依赖的主要是非再生资源（如金属矿、煤、石油、天然气等。据估计，地球上（已探明的）矿物资源储量，长则还可使用一二百年，少则几十年。水资源匮乏也已十分严重。地球上97.5%的水是咸水，只有2.5%的水是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而且这些水的分布极不均匀。发展中国家大多是缺水国家。我国70%以上城市日缺水1000多万吨，约有三亿亩耕地遭受干旱威胁。由于常年使用地下水，造成水位每年下降2米。（2）土地沙化日益严重。“沙”字结构即“少水”之意。水是生命存在的条件。人体70%由水构成。沙漠即意味着死亡。由于森林被大量砍伐，草场遭到严重破坏，世界沙漠和沙漠化面积已达4700多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30%，而且还在以每年600万公顷的速度扩大着。（3）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污染、农药污染、核污染等等。由于工业化大量燃烧煤、石油，再加上森林大量减少，二氧化碳大量增加，因而造成了温室效应。其后果就是气候反常，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据统计，到2000年，可使地球温度上升2.7——8.1゜C。由于氟利昂作为制冷剂的大量使用，使南极臭氧空洞不断扩大。据估计，南极春天臭氧层比15年前已变薄50%。（4）物种灭绝和森林面积大量减少。由于热带雨林被大量砍伐和焚烧，每年减少4200英亩，按这个速度，到2030年将消失殆尽。据估计，地球表面最初有67亿公顷森林，陆地60%的面积由森林覆盖。到80年代已下降到26.4亿公顷。由于丛林减少，使得地球上每天有50——100种生物灭绝，其中大多数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

当代发生的各种危机，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传统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种以摧毁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道路。人类已走到十字路口，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类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报告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它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保护环境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存在和持续发展。这份文件1987年在联合国第42届大会通过。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40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120个实施项目。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转折点。1993年，中国政府为落实联合国大会决议，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996年3月，我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的，是要使社会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人类在地球上世世代代能够生活下去。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存，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自然系统是一个生命支持系统。如果它失去稳定，一切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生存。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对资源的节约，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它要求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对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要有节制，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速度也应保持在它的再生速率的限度以内。应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来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与环境二元化的经济模式，建立一种把二者内在统一起来的生态经济模式。

（1）生产过程的生态化。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一种无废料、少废料的封闭循环的技术系统。传统的生产流程是“原料——产品——废料”模式。这里追求的只是产品，但加入生产过程与产品无关的都作为废料排放到环境中。而生态模式的生产中，废料则成为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料而得到循环利用。封闭循环技术系统即节约资源，又减少了污染，在对生物资源的开发中，应当是“养鸡生蛋”而不应该是“杀鸡取蛋”。

（2）经济运行模式的生态化。我们应当运用经济的机制刺激和鼓励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因素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包含在经济机制之中。为此，第一，我们应当重视社会能量转换的相对效率，并使它成为评价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之一。新经济学应当依据净能量消耗来测定生产过程的效率，把利润同能量消耗联系起来。第二，应该把“自然价值”纳入经济价值之中，形成一种“经济——生态”价值的统一体。在这里，资源的“天然价值”应当作为重要参考数打入产品的成本。资源价值应遵循着“物以稀为贵”的原则。随着某些资源的减少，资源的天然价值就会越高，使用这些资源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也就应当越高。这种经济机制能够抑制对有限资源的浪费。第三，应当建立一种抑制污染环境的经济机制。我们应当看到清洁、美丽的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本身就具有一种“环境价值”。为此，应当把破坏环境的活动看成产生“负价值”的活动而予以经济上的惩罚。例如，汽车的成本中不仅应当包括资源的自然价值、原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而且还应当包括汽车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的“负价值”和汽车在消费中对环境污染（如它排放的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汽车在消费中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危害等负价值打入汽车的成本当中，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这样，就会对损害环境的经济行为形成一种抑制效应。

（3）消费方式的生态化。传统的消费方式也是一种非生态的消费方式。传统经济模式中生产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健康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生产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品，通过广告宣传造成不断变化的消费时尚，诱使消费者接受。大量地生产要求大量消费，因此，挥霍浪费型的非生态化生产造成了一种挥霍浪费型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所追求的不是朴素而是华美，不是实质而是形式，不是厚重而是轻薄，不是内在而是外表。这种消费方式的反生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它追求一种所谓“用毕即弃”的消费方式。大量一次性用品的出现，不仅浪费了自然资源，而且污染了环境。仅以一次性筷子为例：我国每年出口到日本的一次性筷子达200亿万双，折合木材达40亿立方米，内地消费也不低于这个数目。因此林业专家警告说：“长此下去，将祸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许多消费品都是在还能够使用时就被抛弃，因为它已落后于消费时尚。在服装消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二，在消费中追求所谓“深加工”产品，也是违反生态原理，特别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的。所谓“深加工”产品只是追求形式上的翻新。对原料每加工一次，就有部分能量流失。在食品多次加工中，不仅浪费了能量，而且由于各种化学添加剂的加入，还对人的健康造成了威胁。有些深加工商品属于不同能量层次的转化，浪费的能量就更多。如，用谷物喂牲畜，把植物蛋白转化成动物蛋白，浪费的能量更多。“这种因食用靠粮食喂养的牲畜所造成的能量损失如下，家禽百分之七十，牛百分之九十。”同时，过量的食用高脂肪食物还会危害人的健康。“据现在的估计，自然的长寿年龄在九十岁左右，但是在多数美国人至少少活了二十年，造成这些早亡的主要原因是滥用食物，其中高脂肪是男性癌症患者中40%和女性癌症患者中的60%的主要致病因素。”

总之，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非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发展和发展模式上有一个革命性变革。当然，在全球经济趋向于一体化的今天，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当代人类面临的困难是全球性的，因此，只有通过全人类的长期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

发展伦理学这个概念是针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来的。这些新问题就是当代人类面对的各种困境和危机。发展伦理学力图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价值论和伦理的原则和规范。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就必须涉及下面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造成这些问题的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进行价值论的评价和反思，探索造成这些问题的价值论上的根源；二是要对新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伦理规范。这些就是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个成熟的发展模式，要达到永远保持其合理性，不仅要有动力学的机制，而且应当具有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规范的机制。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付出那些本来可以避免付出的代价。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就是一种只有动力机制而没有自我约束、自我评价机制的发展模式。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惟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因此，对“发展的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的探寻，就成了发展伦理学的首要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我们对发展的终极目的问题并不明确，很多人都不服气，他们会说：“怎么不明确？发展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幸福吗！”发展是为了生活得幸福，这并不错。但是，我们再往下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人们就很难说清楚了，如果同旧社会比，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感到是很幸福的，但同21世纪比，他们就感到不幸福了。你去歌舞厅折腾一夜，感到幸福极了，而我却对此感到心烦。因此，对什么是幸福，谁也说不清楚。近代工业文明的幸福观，把聚敛财富、挥霍财富看做幸福，把舒适的生活看做幸福。因此，近代工业文明形成的发展道路追求的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摄取尽量多的物质财富，并拼命地把它消耗掉；二是，在技术发展上，追求尽量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活动（用汽车代替脚，用机器代替人手的劳动，用药物代替身体的抗病机能等）。我们再往下追问：这种发展值得吗？这时我们就接触到了“终极价值”问题。这也是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模式造成当代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这种发展模式的第一追求，是聚敛和消费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其后果就是造成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由于其消费追求的不是有利于人的健康生存，而是感官刺激，因而同人的生命原理相冲突。且不说香烟、酒等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即使是那些标志着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高脂肪的食用，也间接对人体造成危害。当人们在大吃大喝满足嘴的“幸福”时，由于高脂肪摄入造成的肥胖病、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文明病便相继发生。癌症的发生也与高脂肪的摄入相关。这种发展观的第二个追求，是尽量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活动功能。这种发展的价值追求也直接违反生命原理。人的生命器官的功能遵循着“用尽废退”的原理变化。当人们用药物代替人的免疫机能时，人的免疫机能就会降低；当人们使用空调器生活在不冷不热的环境中时，人的抗寒暑能力就会降低；当人们以车代步时，人的奔跑机能、心脏和血液循环等器官的机能也会降低。这样，片面追求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器官的结果必然是生命质量的下降。

通过对发展的终极价值的追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实质是传统的发展模式的意义（价值）危机。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发展对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是值得的吗？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的终极尺度。它包括以下重要的命题：

第一，“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当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地球就像一个村庄（地球村）。全人类都坐在一条船上在风浪中航行，每个人的不轨行为都可能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发展伦理学要求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些局部利益要服从人类利益。应当以人类的生存利益为尺度，对自己的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

第二，“生存利益高于一切”。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能否保持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平衡，是关系到人类能否可持续生存的问题。因此，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是我们人类一切行为的最高的、绝对限度。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活动，应当限制在能够保持生态环境的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对可再生的生物资源的开发，应当限制在生物资源的自我繁殖和生长的速率的限度以内；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也应保持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内。

第三，“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能侵犯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力”，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我们的地球不仅是现代人的，而且是后代人的。我们不仅不应当侵犯其他人的权力，而且不应当侵犯后代人的权力。

这三个命题，是伦理学三个基本价值原则和伦理原则，它对发展中的全部伦理关系都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在这里只能举几个例子做一点简要说明。

（1）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面对的一个尖锐问题。它的解决，应当有伦理上的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就涉及到发展伦理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只有如此，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允许分配上的差别并不等于不公平。公平概念不等于“利益均等”。但是，这种差别不能无限扩大。差别保持在一定限度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差别超过一定限度，使大部分人都不能从发展中获得好处，公平就转化为不公平。因此，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价值取向。

（2）关于发展付出的代价问题，这其中也需要伦理根据。首先，为了全局利益、为了全人类利益和后代人的利益，局部的、暂时的代价的付出，是符合可持续发展伦理原则的。但是，为了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牺牲人类整体的生存利益、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利益，则是违反伦理原则的。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中也体现着可持续性发展的伦理原则。1991年6月的《北京宣言》指出：“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对全球的环境造成损害，发展中国家受害更为严重。”因此，它们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保护环境。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应当遵循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伦理原则解决一切争端。这应当也是发展伦理学的问题。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依据，应当是发展伦理学的公平、平等和正义原则。

（4）“浪费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是不道德的行为，不管这些资源属于谁所有”。这应当成为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伦理原则。由于这些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和我们后代的生存，因而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所有权观念，不能认为这些资源在我们国土上我就可以随便挥霍，也不能认为这些财产归我所有，我就可以随便浪费。“我们中每个人使用的能量越多，身后的所有生命的可得能量就越少。这样，道德上的最高要求便是尽量地减少能量耗费”。

（5）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需要对其评价和规范。这也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当技术发展到能够毁灭地球因而能够毁灭人类自身时，我们就应当坚持这样一个伦理原则，即“我们能够（有能力）做的，并不一定是应当做的”。因此，对于我们人类的每一个科学发现及其在技术上的应用，都应当首先进行评价和规范，使其在不伤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得到利用。技术伦理，也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3．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4．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从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非物质资源或信息资源（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

5．我国人口多、自然资源短缺、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落后，只有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才能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循环，使各方面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当今一个应用范围非常广的概念，不仅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运用，而且教育、生活、艺术等方面也经常运用。为适应这种变化，其含义也需作重新表述。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基本确切，但将其定位于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却有些偏狭，因在“当代人”、“后代人”之内也存在着可否持续发展的问题，并非仅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存在该问题，而这一定义显然不能涵盖“当代人”、“后代人”之内的利益处理问题。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只要是持续而不停顿的发展皆可叫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实际上解决的是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以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可重新表述为：“既顾及当前利益、近期利益，又顾及未来利益与长远利益，当前、近期的发展不仅不损害未来、长远的发展，而且为其提供有利条件的发展”。这一定义具有普遍适用性，可解释所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可使人明白只要实施了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之类只顾当前利益、眼前利益而不顾及未来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皆可看作与可持续发展对立的“非可持续发展”，不见得非得对后代人造成损害的才是“非可持续发展”，而仅仅损害当代人未来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便不是“非可持续发展”，消除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易给人造成的这种误解。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就业压力大，生态环境突出，因此，对可持续发展问题非常重视。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大部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减少贫困和婴儿死亡率，提高医疗卫生、教育、妇幼保健、就业水平等方面表现突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放到全球大舞台上也非常贴切。可持续发展是世界的唯一选择。^[1]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组织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该《议程》是世界上首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编制成功，不但反映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积极履行国际承诺、率先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做贡献的姿态与决心。

1994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江泽民在该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提了出来。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了进一步肯定，使之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重大发展战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

2000年11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十六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并对如何实施这一战略进行了论述。

3月20日，国家林业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3A环保漆等品牌在甘肃、内蒙等地所投入建立的几十万株沙棘林受到广泛关注。

2013年9月12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由国务院正式发布。《行动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2012年6月1日，报告编写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并介绍了该报告总体情况，对外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并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3] 

报告除前言外共分八章，5.5万字。在前言和第一章里，国家报告概述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总体进展情况，客观分析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压力，明确提出了我们国家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围绕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也就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保护，详尽阐述了在可持续发展各个领域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进展。第六章介绍了中国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关情况。第七章介绍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里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包括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有关情况。同时也介绍了我们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情况。第八章阐述了中国对大会两大主题的原则立场和若干分领域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同时呼吁大会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3] 

杜鹰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进一步深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可以用五句话来概括：

一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作为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决策。不仅要调整需求结构，要把国民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我们要更好、更快的发展现代的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更重要的是要调整要素投入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能永远老是依赖物质要素的投入，而是要把它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和管理的创新上来。^[3] 

二是要把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我们还是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这个基本国策，在全社会的各个系统都要推进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3] 

三是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叫代内平等，它实际上讲的是人的平等、人的基本权利，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问题，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要在围绕以民生为重点来加强社会建设，来推进公平、正义和平等。

四是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很多不可持续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科技的突破、科技的创新。^[3] 

五是要把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和合作作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要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这样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要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强化节能减排的责任制，保障人人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3]